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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马古道“北路茶”

发布时间:2020年12月23日

清嘉庆二十三年(1817年),清政府规定茶叶运往广州必须走江西路,不准从厦门、福州等地转口。因此,闽东茶叶水运路线几乎终断。福安茶只能靠人力肩挑先运往崇安下梅(后改赤口),再转运江西铅山县河口镇(当时系江南大码头)转运。到河口镇后有两条路线:一条是入赣江水路向南往广州口岸后再到东南亚和欧美;一条是向北运往俄罗斯,以陆路为主。后一条商路成了与“丝绸之路”齐名的“茶叶之路”,也为坦洋茶商融入茶马古道开辟了道路。
    在清代之前,武夷茶已有往蒙古进行“茶马互市”并有少量进入俄国,得到蒙古和俄国人的欣赏。为此,乾隆,特别是道光、咸丰年间,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已大量产茶,但晋商还是不远千里,越过河南、湖北、江西,到福建武夷山来采办。当时武夷茶,主要是青茶。(《乔家大院》称之为“云雾茶”)闽东北茶产地大都是海拔高、云雾多、湿度大、环境清之地,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出产的茶叶,品质特别优异,已为晋商的客户所认同。民国《崇安县志》载:“清初,本县茶市在下梅、星村,道咸间(约在1821—1860年,有人说在光绪元年,即1875年)下梅茶市转赤石,下梅废,而赤石兴。红茶青茶向由山西客,俗谓之西客至县采办,运赴关外销售。”这一时期,福安茶叶多先集中在崇安,肩挑过分水关入江西河口镇。从崇安到河口的路程有280里,肩负茶箱重担的挑夫至少也得5—6天才能到达。由于路途远,远行极不方便,又增加运费和关卡税收,给茶叶的远销带来不便。由此,福安茶运抵下梅、星村后大都销售给崇安的茶行,再由他们转运出售。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“北路茶”。
    清朝嘉庆年间,福安茶叶依托武夷茶市步入茶马古道,连接万里茶路大联通。福安茶叶到沿山后,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,泛湖北上,出九江入长江,溯江抵南昌。汉口晋商把各地茶集中后,装船逆汉水而至樊城。起岸后,装大车经河南赊旗镇,入泽洲(山西晋城)。潞安府(长治)、平遥、祁县、太谷、忻县、太原、大同。在此分为二路,一部分运往归化厅(呼和浩特),一部分经天镇运往张家口。走军台30站向北行14站到库伦,再北行11站到中俄交界的恰克图。当时清政府限制俄商到京贸易,中俄贸易统归在双方边境的恰克图。此地原属中俄通商要埠,1727年中俄在此鉴定了《恰克图条约》,以此城为国界。旧城归俄方,仍用恰克图名称;中方只好在自已的国境上建新城,取名“买卖城”。后蒙古国成立,“买卖城”改名“阿尔丹布拉克”。当时恰克图成了清政府对外贸易的“陆上码头”。这条茶路,全程经福建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山西、河北、蒙古,近5000公里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:“有车帮、马帮、驼帮;夏秋两季运输以马和牛车为主,每匹马驮80公斤,牛车载250公斤,由张家口至库伦马队需行40天以上,牛车需行60天,冬春两季由骆驼运输,每驼可驮200公斤,一般行35天达库伦。然后渡依鲁河,抵达恰克图。骆驼或车皆结队而行,每十五驼为一队,集十队为一房,每房计驼一百五十头,马二十匹,自二十人赶骆驼,在清朝乾隆,嘉庆、道光年间,茶叶贸易繁盛,茶叶之路上驼队,经常是累百达千、首尾难望,驼铃之声数里可闻。”《山西外贸志》也载:在这条商路上挑夫、货船、车队、马帮。驼岭络绎不绝,绵延万里,蔚为壮观,号称“万里茶路”。
    这条茶路的中国部分大多数由华商负责,有趣的是这些茶商却由不产茶的山西人担当,俗称“晋商”。清代晋商是最具强势的商邦,它占据了中国半部地势,不但把武夷“旗枪”作为挣取外币的武器,而且在国内到处开茶庄,通过贩卖、流通茶的窗口,开设镖局、票号,运筹着“汇通天下”的金融业务。由于晋商本来就有和蒙古、俄国贸易的基础,得到清政府公开允许后,便积极利用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力开展对俄贸易,并将此路延伸到欧洲,其中主要是茶叶。俄国部分则由俄商负责,茶叶到达恰克图后,俄商们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、乌拉尔、秋明,一直通向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,闽茶中俄茶这条运销艰辛路始于明清,盛于清代,衰于日本侵华战争。(摘自《坦洋工夫茶话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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